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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钢笔文学www.jiugangbi.com提供的《死亡实况代理人[无限流]》140-150(第11/21页)
那年我殴打了一个同班好友，因为他不听我的话，我爱他，所以我要肩负起纠正他的责任。
我朋友的父母报了警，审理这一校园暴力事件的警察是个年轻人，叫“黄复”。
他很凶，敲着警棍问我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举动。
我说，因为我爱他。
他让我仔细看看我那好友身上被我打出多少伤，我说，那是爱的表现。
他骂我神经病，还说我没挨打，难道是因为没人爱吗？
我没回答。
后来我因为那起霸淩事件多次出入警局，他不知怎么好像盯上了我，总来找我说话。
又一次扯到我没挨打就是没人爱的时候。
我生气，脱掉校服外套给他展示伤口，说我有父母爱我。
他的脸色青一阵，白一阵。
从此他便缠上了我，回回放学都蹲守在校门处劝我报警。
我学他的话，说他是神经病。
*
1997年，我18岁。
我们家很重视成人礼，回回遇着小辈成年，一大家子都要聚在一块儿给小辈办生日宴。
然而那日我爸妈喝了酒，忽而就将酒瓶子冲我砸来，拳打脚踢。
他们瞪着眼骂我，骂他们怎么就生出我这么个恶心的同性恋，夜里梦呓竟然喊心理医生的名字！那是个男人啊！
他们还骂我在学校打人，把他们的脸都丢光了。
他们好像很委屈，一边说我不孝，一边说我丢脸，还说我克他们，说他们生了我是倒了八辈子霉。
*
成人礼结束后不久，四叔告诉我，他替我聘请了一名律师，叫做孟羽。
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决定起诉我爸妈。
我大惊失色，说不行，我爸妈没错，他们只是因为爱我。
由于我的不配合，以及证据缺乏，第一次起诉以他们的败诉了结。
*
第一次起诉使得大姨、四叔与我爸妈彻底撕破了脸。
他们离开了鸿运饭店，却依旧没有停止搜集证据。
*
1998年，我19岁，他们筹备了许久的二次起诉，仍旧以败诉了结。
*
1999年，我20岁。
我考上了大学，在一次回家的时候，由于爸妈生意不顺，再度酗酒，我经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顿打。
他们冲着我的腿揍，抄起板凳砸断了我的腿骨。
从头上淌下的血液遮挡了我的视线，我只能凭藉拳点和各式工具带来的痛感，判断他们的位置。
我是在接受爸妈的爱，可是那次打得实在太狠了，求生的本能叫我拨通了四叔的电话。
我说不出话，给他听了近乎一个小时的殴打声响。
*
我睁眼时，已经身处医院。大夫告诉我，我腿部落下了残疾。
我问那守在我身边流泪的姑姑一家以及大姨。
“我爸妈呢？”
他们说，在法庭和四叔对峙。
这回四叔赢了，我爸妈被送进了监狱。而接受不了此事，变得暴怒无常的我，则被大姨和姑姑们含泪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*
在那里，大夫将我十多年来的看法推翻了。
他们告诉我，我爸妈那样对我，并不是因为爱我，他们是在为自个儿恶性的情绪宣泄方法找藉口，而我是他们不成熟举动的牺牲品。
他们告诉我，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，是暴力，不是爱。
我流着眼泪问他们，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。
他们说，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，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，它就不能称是爱了。
*
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。
出院后我复学了，生活很美好。
没有挨打的生活很美好，即使我的脚跛了一只。
可是我发觉我并不快乐，我明知我爸妈错了，他们是犯罪者，可我还是对他们抱有愧疚。
我想，我要是早些反抗，他们是不是也会早些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错？
我为此觉得痛苦，觉得爸妈如今人生被毁，都是我的错。
有时我会做噩梦，梦到自己被打。
有时我会想到我是个该死的同性恋。
有时我会想到大姨、四叔、俞哥、黄大哥、平叔失望的眼神。
有时我会想到那可怜的、生病的阿策，一次又一次地经受我的耳光和拳点。
我对不起他们。
我感激他们。
我无以为报。
2000年冬天，我回了镇上，却并不回饭店，而是卧倒在那冬季的铁轨上，听着那火车呜呜几声，碾过我自己。
我解脱了。
我杀死了我最憎恨的人。
***
【2000年鸿运饭店大少爷卧轨自杀案知情人采访集统编】
①俞均
问者：周宣与你是什么关系？
俞均：我是周宣父母聘请的心理医生。
问者：你为周宣提供的治疗主要针对什么？
俞均：说来惭愧，主要是针对同性恋……此外还包含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治疗。我需要事先表明我的态度，即便当时社会上出现诸多将同性恋者称为“性变态患者”的过激言论，我也并不这么认为。至于为何成为了帮助周宣治疗同性恋的心理医生，我只能说周宣父母看重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与能力，我拿钱办事，这并无不妥。
问者：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周宣正遭受着严重的家庭暴力？
俞均：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知道了，他的身上永远带着严重的淤青。实话说，我无意中还撞见过几回家暴现场。
问者：你没有对周宣施以援手吗？
俞均：只能说力所能及的都做了。
问者：你知道周宣对你抱有特殊情感吗？
俞均：患者对心理医生产生依恋是件很正常的事。
———
[俞均自述]
我在英国读了硕士，毕业后留在国外，有三年的心理医生就业经历。回国的头一年，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。
第一次面谈时，他俩便支支吾吾好似藏着什么事，绕了半天圈子才告诉我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是他们身为“性变态患者”的儿子。
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妇的聘请的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发现性向的第一年。从夫妇俩焦急的语句与不安的神色中，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迫切。
必须承认的是，那会儿西方的思想要比东方开放太多。
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恋早已去罪化，可回国后我才了解到，80年代社会冒出了一种针对同性恋患者的“疏导心理治疗法”，大概讲的是通过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药物，最终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条件反射。
当时我急于在国内立足，周家在渭止市的名声不小，他们开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观，即便有些昧良心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
但实话说，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，毕竟我不会像许多无良大夫一般采用药物、电击一类极端的手段对“患者”进行治疗。
至少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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